616月港(2/3)

出开海贸或许可以让沿海百姓去做生意,而不是加入倭寇。

在涂泽民的回信中得到了他的肯定,毕竟他人在福建,对于所谓倭寇的真实情况是看在眼里的。

都是什么人?

除了少数本就是官府通缉,穷凶极恶之人外,大多还是为了讨口饭吃的船民。

官府禁海,这些船民无以为继,自然只能和倭寇勾接以求活。

如果真给他们名分,让他们可以出海贸易,自然谁也不会做那什么倭寇不法。

前一封信,魏广德已经提出现在福建巡一地试点,允其开放海禁,准许百姓在此贸易后将货物装船远航海外。

只是不知道对于这个提议,涂泽民最终会如何选择。

对于这时代的官员来说,对于没有把握的事儿,大多会奉行“多做多错,少做少错”的理念,在没有上官命令的情况下,大多都会主动往外推,而不会给自己揽事。

涂泽民会怎么选择?

魏广德心中并无把握,他担心信中,涂泽民会把这事儿推到浙江或者广东去,毕竟两地还有市舶司的底子,做起这件事儿来自然方便许多。

没有马上拆信揭开心中的疑惑,魏广德只是把信收入怀中还是按照惯例先回后院看望母亲和妻儿,换上常服后这才到了书房。

在忐忑的心情里,魏广德拆开书信,入眼两段话就让他顿时放下了心。

信中一开头,涂泽民就表达了他支持魏广德的理念,即“市通则寇转而为商,市禁则商转而为寇”的观点。

有了这个思路打底,魏广德当然就不担心了。

而之后,涂泽民又详细分析了福建的情况,大量引用原福建巡抚谭纶的看法,“闽人滨海而居者……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”,如果“一切禁罢……衣食何所从出……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”。

看来这个涂泽民不是个迂腐之人,懂的变通的道理。

实际上能在朝中为官的人,大抵都明白变通,只是许多人把心思放到别处,比如如何明目张胆的捞银子,而少有把心用到处理政务上。

面对大明各地发生的各种情况,大多都是选择翻找前例进行处理,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四平八稳,不会出差错。

殊不知时代在变化,适合以往的政策在当今未必奏效,或者效果会大幅减小,直到将来会彻底失效。

不过魏广德最关心大事,还是自己上次提到的在福建择一良港尝试开海贸的建议,只是涂泽民信里的答复却让魏广德看的直皱眉。

涂泽民不反对择一港口进行尝试,但不认为开发试点就应该选择良港,几乎直接否掉了魏广德想在泉州开海的想法。

众所周知,一个国家或集团想要发展,就不能闭门造车。

与外界接触,同他人交流技术心得,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,也同样是一个国家能始终强盛的必要因素。

实际上,古代多数王朝,都懂得与外邦进行往来。

西汉时期形成的丝绸之路、盛唐幻世下的多国遣唐使、宋朝设立市舶司来发展海外贸易、以及明王朝的郑和下西洋,都一次又一次论证了这个道理。

据《淮南子》记载,秦皇嬴政统一天下后,便多次派人进军岭南之地,因为当地的“犀角、角齿、翡翠、珠现”,都是他所需要的。

据《后汉书》记载:“旧交趾土多珍产,明现、翠羽、犀象、琦帽、异香、美木之属,无不自出。前后刺史,率多无清行,上承权贵,下积私赔,财计盈给,辄复求见迁代。”

不难发现,造成海外贸易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,便是海外进口的独有货物,成功受到了豪门世家的青睐。

正是因为他们的追逐,才导致这些“舶来品“成为了贵族阶层象征身份的稀罕物儿。

到了三国时代,中国的航海业得到了迅猛发展。

虽说黄河流域依旧十分重要,也依然是全国的忠心,但长江的战略地位,变得更加重要了。

孙权制定了“据长江保江东”的战略,不惜血本,大力发展东吴的造船业。

东吴强大的造船技术,也被孙权运用在了航海业之上。

在收复交州以后,孙权多次派人南下,其船队规模甚至高达上万余人,形式和郑和船队类似,都具有国家属性。

而关于台湾的记载,其实最早就出现在东吴的书籍当中。

东吴的航海业十分兴盛,曾经抵达过罗马、日本、越南、朝鲜、柬埔寨等地,并与这些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,江浙一带产出的丝织品、陶瓷等物品,更是畅销海外,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。

到了唐代,以民间商贩为主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,取代原来的国家主导海贸的形式。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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